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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6:地理志·深读徐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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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走出的民国宪法学先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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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走出的民国宪法学先驱

2014-11-15

   文+图|王智科

  图一:1924年,徐道邻随父亲徐树铮赴欧洲考察期间合影,前排左一为徐道邻,左二为徐树铮

  图二:徐树铮先生像

  图三:徐道邻先生像。

  图四:1931年,徐道邻(右四)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时和同学们合影。

  图五:1961年8月20日,徐道邻(前排右二)与蒋介石(前排中)等人合影。

 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》中强调:“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,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”。

 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,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清政府颁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开始,“宪法”一词,就成为我国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。而作为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,“宪法学”独立的学科地位在中国的确立,则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。30年代初,徐州籍的徐道邻先生,在德国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宪法学论著,奠定了他在民国宪法学领域先驱者的地位。

  

  名将之子,根在徐州

  徐道邻,是徐树铮、夏宣夫妇的三公子。祖籍江苏省徐州府萧县(今属安徽)醴泉村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农历十一月初二(公历12月17日)出生于日本东京。

  为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,父亲早早请了假在家陪护。不料假期已满,婴儿迟迟未到。父亲只得匆匆赶回军校。因此,道邻降生的那个深夜,母亲身边无人照料。婴儿的脐带,是产妇自己咬断的。夜间累得筋疲力尽的母亲,一觉醒来,已是旭日满窗。心情大好的夏宣,给她这第三个儿子取了个乳名叫“旭郎”。

  远在老家的奶奶岳氏,闻听喜讯后,又为其取名“九如”(道邻在堂兄弟的大排行中是老九)。到了入学的年龄,父亲为他正式取名审交,字道邻(取《孟子》中“交邻国有道乎”之意)。长大后,得知民族英雄史可法也字道邻,于是不再用“徐审交”的本名,而改为“以字行”,对外就叫“徐道邻”了。

  尚在襁褓时,由于保姆疏忽,道邻从怀抱中滑落,眼看就要坠地,保姆在慌忙中扯住了一只脚,导致婴儿腿部受伤。因为害怕,保姆未敢告诉道邻的父母,直到婴儿学步时才被发现。无奈已成痼疾,遂致终生不良于行。

  1910年暮春时节,道邻和大哥审义,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徐樱,随父母回国来徐州省亲。1912年春节前后,一家4口被父亲接到北京,住在无量大人胡同。

  1917年秋,母亲带着道邻和徐樱来徐州照顾年迈的奶奶。道邻在徐州一住就是3年。直到1920年底,父亲因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,避居上海英租界,才把审义和道邻接去读书。从此,徐道邻离开了故乡。

  

  没上过小学中学的留洋博士

  1912年,6岁的徐道邻在北京入塾读书,父亲请了晚清举人杨汉云在家中教读。因腿部有疾,行动不便,道邻养成了沉静寡言、心无旁骛的习惯。一年之内,已读完四书五经。“作文属对,每有警句,塾师为之激赏。”(程沧波《徐道邻先生行述》)

  徐树铮对儿子个人品德的教育,非常重视。据徐道邻回忆,民国三四年间,他八九岁时,非常喜欢一部叫《尚友录》的书。由于父亲藏书很多,从琉璃厂请了一位张先生每天来家帮助写“书根”(书籍下端的切口部分。线装书卧置,为便于检阅,常利用书根书写或加印书名、卷次和册数)。道邻就托这位张先生寻找一些好书。一天,张先生带来一部《尚友录统编》,有十多册,可是要115个铜板。徐道邻手里只有30几个铜板,既凑不够钱,又不好意思当面说。于是趁张先生不在,把书和30几个铜板放在他的书桌上。外附一张纸条,说实在喜欢这部书,可是钱不够,只好把书退还。如果张先生肯替他添钱买下那就好了。第二天傍晚,道邻正在院子里玩耍,父亲走过来,笑着招呼道:“你来,我考你几个字。”把他带进书房,拿着红笔,在仿纸上写了一个“轻”字,问他这是什么字?道邻说:“轻”。又写一个“财”字,最后一笔尚未写完,道邻已经知道事情不妙,满面通红,心跳快得不行。接着写“重义”二字,问他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。道邻一声不响。于是父亲告诉他:“张先生是很清苦的,你怎么好意思用他的钱?买书是好事,为什么不向父亲要?这部《尚友录》,我送你好了。”临走摸了下儿子的头,第二天又给他带来了一部《龙文鞭影》,一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都是大本木刻的。从此以后,在徐道邻的一生中,每在授受取与之间,义利难辨之际,这一幕情景,就会立刻涌上心头,令他做事始终能拿得起、放得下。

  1917年秋,道邻跟着母亲来到徐州,塾师杨汉云随行。据徐樱回忆:“我们兄妹、同表兄弟姊妹几人,同在一位老师座下读书,不管是经、史、子、集,别人要摇头晃脑半天都读不熟,背不出不能走。他(道邻)读书飞快,略翻两三遍,背诵如流。所以有的是机会,一溜烟跑出书房去捉弄人。”

  1920年底,徐道邻和大哥审义随父亲到了上海,住在新闸路武林里。徐树铮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两个儿子。据徐樱回忆:“上午是经学大师姜忠奎讲经史,下午是德籍巴尔台博士教德语和理科课程,晚上又有笛师来教昆曲。父亲虽住在另一处(南洋路34号),但对哥哥们的课程督促甚严,不但经史子集,就连昆曲也要背着能吹能唱。”

  1924年11月24日,徐道邻随父亲赴欧洲考察。第二年,父亲回国,道邻留在德国读书。1925年底,父亲在廊坊遇害,道邻回国奔丧。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,徐道邻于1926年初回到德国。用了1年的时间,补习拉丁文、法文、世界史、数学等课程。1927年6月,通过了普鲁士邦教育部的考试,具备高中毕业资格,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,后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。

  这样,在进入大学之前,徐道邻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小学和中学。但是,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,他的国学根底和外语水平,应该在一般高中毕业生之上。

  

  难以超越的宪法学博士论文

  1931年,徐道邻以一篇《宪法变迁》的论文,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。这篇论文得到了德国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Walter de Gruyter & Co.的青睐,于次年刊行问世。日后德国宪法学界的几位巨擘、数十年盛名不衰的胡柏、毛恩茨等人,都是与徐道邻同时代获得博士学位的,但全都没有享受到这份殊荣。徐道邻还有一篇著名的宪法学著作《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》,在1932年发表于德国最重要的公法杂志《公法文摘》,直到46年后的1978年,仍被收进《宪法学理论文集》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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