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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12月27日 按日期查找
C04:徐州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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捡拾历史的痕迹——清末徐州收藏名家巡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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捡拾历史的痕迹——清末徐州收藏名家巡览

2010-12-27
  ▲张伯英对王羲之书法的评论
  ▲张伯英所藏宋王佛女买地券(左)、晋韩寿神道碑(右)
  ▲张伯英所藏《十七帖》及其评论
  ▲殷淦收藏国画
  ▲殷淦收藏书法
  张伯英
  殷淦
  时有恒
  殷志强(左)向王大勤展示其祖父殷淦的藏品
  时有恒收藏报刊
  时有恒之子时善刚
  时有恒收藏书籍

  本月25日,由徐州报业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“徐州2010收藏文化节”在户部山举办。继年初“央视寻宝——走进徐州”之后,本次活动再次邀请央视《寻宝》等专家前来为广大藏友鉴宝并在徐州艺术馆开设讲座。

 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,铸就了徐州丰富的文化遗存,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热爱历史文化和收藏历史遗存的名家。徐州文史学者王大勤近日勘查整理了徐州清末民初收藏名家张伯英、王学渊、韩席筹、时有恒等地方名流的藏品和收藏故事。

  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本文所呈现的徐州收藏大家,多是徐州书画文艺界的名流,他们通过多年辛勤的努力,以拨开历史风尘的学识和眼力,不为己私,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化瑰宝。

  ▇张伯英

  张伯英,字勺圃,别号云龙山民,晚号东涯老人。1871年生于徐州,1949年卒于北平。张伯英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书法家、文物鉴赏家、收藏家、诗人。他学识渊博,于书法、金石、碑帖、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,是近代名重一时的书法家、碑帖学家、方志学家、诗人和学者,是从徐州地区走进京城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。

  张伯英一生潜心历史文化、潜心收藏,藏品颇丰。主要有以下四类:

  1、碑帖类。张伯英曾说:“童年时代,居住在乡村,没有见过古碑刻。光绪13年(1887年)17岁时,曲阜碑匠携带新拓汉魏碑至村塾。那时自己正好获得月课奖金,于是就购买了安阳5种。再加上族兄润甫所赠的《封龙山》、《白石神君》等,一并粘贴在旧书中,时时展玩。”在他弱冠时,“所居石仓书屋,四壁挂满了石墨巨幅。”由此可见,张伯英蓄藏碑帖在他2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一生当中,经他过目的碑帖不计其数,其中由他亲自鉴定和点评的碑帖多达512种。在他收藏的碑帖中,比较出名的有:

  宋拓弘文馆本王羲之《十七帖》。此帖为唐太宗集藏晋王羲之草书卷之一,计书扎28通,107行,942字,因第一扎首有“十七”二字,故名《十七帖》,并非其帖数。

  当时唐太宗于卷末亲书“敕”字,付弘文馆解无畏勒成,并经褚遂良校定,称《敕字本十七帖》,也称《馆本十七帖》,自宋代以后,翻刻本甚多。

  民国7年(1918年),张伯英在北京隆福寺购得宋拓弘文馆本《十七帖》。此帖笔锋圆劲飞动,当是解勒褚校之原迹。有人评价说:“古今人书,右军第一;右军书,十七帖第一;十七帖,弘文馆本第一;弘文馆本,此为第一。”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得知此帖后,“晴窗展阅,老眼为明”。日本人为得此帖,愿花重金购之,但遭到张伯英的拒绝。

  民国34年(1945年)中秋,张伯英在回忆昔日众多评帖者对自己所得《十七帖》的评价时说:“予得此十七帖,见者罕知其佳,惟王惺三学渊谓之绝品。黄伯雨曰,彼所藏丝毫不损,当是唐榻,远出此上。惺三笑不语,后乃告予伯雨之帖是明翻本。吾乡能识帖者惟惺三,久成古人,近岁予所为帖评,惜其不及见,书此黯然。”

  泉州淳化阁帖。此帖为宋太宗敕王著摹勒,共10卷,前5卷为上古至唐人书,后5卷为羲之、献之书,全帖共2287行,卷尾皆有“淳化3年壬辰岁11月6日奉圣旨勒上石”篆字3行。原版在御府院因火灾被焚,其翻刻盛行明初,多达42刻。

  张伯英早年曾得乾隆清宫帖,当为泉刻之一,后来又得真泉本及泉之郡庠本。民国24年(1935年),又得安吴于嘉庆11年(1806年)所藏泉帖原本。为此,他将各本汇集,对泉州阁帖的源流进行考证,并从中订正数百年来书家考证泉帖之误。

  阁本二王残帖。民国12年(1923年),张伯英的儿子张恺慈在地摊上购得阁本二王残帖,张伯英见后便与旧藏晋祠51字合装,零墨断褚,古趣昂然。同年12月24日,张伯英在合装本上题跋曰:“水仙破萼,幽香徐吐,对花展帖,呵冻记之。”

  熹平石径残碑初拓本。民国14年(1925年),张伯英无意当中得到此本,可惜的是民国16年(1927年)因生活所迫,将此本易米充饥。

  郑固残碑。张伯英所藏汉碑帖甚多,后来因无力购得,所以遇到残破不值钱的碑帖才购取一二。郑固残碑帖稍旧,而且已被鼠咬,所以花少钱购而藏之。

  萧憺碑和萧秀碑阴帖。光绪15年(1889年),张仁广带领儿子张伯英及族侄张维周、族孙张荫慈去江宁参加乡试。试毕在一碑帖铺见到萧憺碑和萧秀碑阴帖。对此,张伯英虽爱不释手,但却因袋中无银不能得到。在这种情况下,张伯英毅然向族兄、族侄借钱购之。

  山谷南浦勒封院留题。邵粹甫从冯煦师自蜀东归,过夔州,拓山谷石刻。张伯英得此拓片20余年后,拿出展玩,不禁想到已经去世多年的邵粹甫,心中不胜慨叹。

  2、书画类。张伯英对名人的字画喜爱有加,凡是有可能得到的他都珍藏于斋中。

  东坡诗刻。张伯英说:“坡公墨迹不复可得,予每见石刻必收之,不问其佳劣,冀有善本可遇耳。”

  东坡题吴道子画。张伯英曾花重金从王莲生那里获得由苏轼题字的吴道子画一幅。张伯英一生收藏苏轼的墨迹颇多,但像这样在名家画幅上题字拓片,还是仅有的。

  隋五女志。张伯英曾将董美人、陶姬夫人、张通妻、蔡夫人、尉富娘5幅精美绝伦的拓片合装成“五女志”一册。

  闫古古行书七绝条幅。张伯英的这件藏品是目前国内闫古古仅存墨迹的两件之一。徐州解放后由其后人捐赠给了徐州市博物馆。

  万年少松石幅子。民国23年(1934年)春,张伯英在戏马台前的余姓家中发现万年少松石幅子画图,毅然购得。并于当年秋天与其他画图一并装订成册保存。后来又将此画图与万年少的一幅行书墨迹一并制版,刊登在《中和月刊》2卷第7期上,使世人得以目睹万年少的真迹。

  万年少画扇。张伯英的表兄吴源溆存有万年少的画扇一把,可惜已被鼠咬,仅余一半。张伯英在为之痛惜的同时,仍以自己所拓快雪堂帖及书画数通与其表兄相交换而得之。对此,吴源溆还赋诗一首:“隰西手写田家景,阅我田家二百春。珍重乡贤真迹在,为君重结古缘新。”

  3、墓志、瓦当类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张伯英对历代墓志和瓦当十分喜爱,仅魏墓志拓片就藏有200余通,所藏瓦当拓片亦有300余通。

  4、其他类。张伯英的藏品种类很多,除上述三类外,作为其他类的藏品还有:

  随形端砚和抄手端砚。张伯英所收藏的随形端砚构思巧妙,雕有龙云纹,刻有砚铭。此砚原为清代著名学者赵秋谷所藏。抄手砚背面有10个翠绿色的石眼,为清代藏砚癖黄任所藏。上述两方端砚均为宋代砚中之珍品,张伯英得后爱不释手。

  宋王佛女买地券。王佛女地券刻文于砖,填以朱,出土时朱色犹新。张伯英于民国13年(1924年)在徐州城北龟山之横里所得。砖上刻文“坨城”,今其地名犹在。

  万年少《遁渚唱和集词册》。册内有万年少自作词12首,有何坚诗12首,还有严时诗11首。此册是万年少当年赠给状元李蟠之物,后由张伯英的祖父卓堂公收藏。张伯英17岁时从祖父手中接过这件藏品继续珍藏。60年后的1947年,他感于虽历战乱而此册仍完好无损,于是在册后题跋嘱后人好好“珍护”。徐州解放后,此藏品由张伯英的后人捐献给了徐州市博物馆。

  汉画像石。民国初年,张伯英就已收藏汉画像石10余方,并有拓片多幅。这些均由其后人捐献给了徐州市博物馆。其中《牛耕图》和《纺织图》已转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。

  ▇王学渊

  王学渊,字惺三,号雷溪,铜山人。清咸丰11年(1861年)出生,民国17年(1928年)7月去世,终年68岁。

  王学渊潜心研究学问、支持共和革命、致力地方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,编修《铜山县志》,投身“一善社”的慈善事业等等,是徐州近代颇具影响的文化名人。

  王学渊也是徐州一位有名的收藏家,其藏品主要有三类:第一类为碑帖,第二类为印章,第三类为其他。下面分别作以简要介绍:

  1、碑帖类。张伯英说:“王学渊爱好收藏先哲的遗墨,并知道他们的故事。在他的居室内、几案上、窗台前、箱匣里,到处都是古墨刻。”又说:“王学渊鉴帖有工力,今徐州人无能及者。” 王学渊收藏的碑帖,以其内容来区分,又可以划分佛教道教经文帖、名著名文帖和墓志帖。

  (1)佛教、道教经文帖。王学渊之所以注重收藏佛教、道教经文帖,除看重它的书法艺术外,还与他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徒家庭有关。据说,王学渊的父亲王立廷、兄长王学鑫都是虔诚的佛教徒。王学渊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曾说:“常见父亲在家里燃香跪拜,祈求神灵的保佑。” 王学渊收藏的佛教、道教经文帖很多,如《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、《黄帝阴符经》、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》等等。

  上述各经文均为唐代名家的小楷碑帖,笔画工美,摹勒精善。其中“阴符经”为初唐书法大家褚遂良所书,行笔极为灵活,点画、转折、轻重、虚实恰到好处。“度人经”为仿颜体楷书,字迹神采奕奕,别具风格。

  (2)名著、名文帖。王学渊古文功底深厚,对不少名著、名文颇有研究,因而见到这些名著、名文碑帖,尤善收而藏之,时时展玩。

  如《九歌》。九歌之帖是王学渊所藏唐代小楷碑帖中的名帖之一。九歌为战国时期楚人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编加工而成,共有11篇:即《东皇太一》等。

  麻姑仙坛记。麻姑仙坛记的全称为《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》,是唐代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。该碑立于唐大历6年(771年),后遭雷击而毁,有原拓影印本传世。碑文苍劲古朴,骨力挺拔,因而被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典范之作。王学渊学书,常临颜体,因而尤钟此帖。

  桃花赋。桃花赋为陈懿卜所镌4种董(其昌)帖之一,因为传本颇少,所以王学渊亦视为珍品。

  (3)墓志帖。隋唐时代,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均在墓中埋设墓志,记述死者姓氏、籍贯、祖先世系、生平仕任等,并加以称颂。墓志多为名人撰书,书体种类多,流派风貌显著,因而王学渊对墓志帖的收藏尤其用心。

  如萧胜墓志。萧胜墓志为清代书法家、金石家张祖翼所收藏的藏品之一,历经百年,仍保存完好。此藏品有幸被王学渊继续收藏。

  李闻墓志。张伯英说:“王学渊鉴帖有识,所收集无劣刻,足供玩赏。”王学渊收藏李闻墓志的具体情况虽然不详,但从张伯英对王学渊收藏唐楷碑帖的评述中,亦然可以知道它是一件不失为“卒真”的佳帖。

  在王学渊收藏的碑帖中,还有其他碑帖。诸如:唐吴文碑,对于此碑帖中的“吴”字,王学渊还进行了一番考证,认为此字当为“矣”字,目前这本吴文碑帖仍藏于徐州市图书馆内。另外,还有大风歌碑及微子墓碣等诸多拓本。

  2、印章类。据王学渊的后人介绍,当年王学渊收藏的各类名人印章盛满两“拜盒”,至少有数十方之多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“司马相如铜印”了。

 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的辞赋大家,他写的《子虚赋》,曾获得汉武帝的好评。后来又写了《上林赋》,更是得到了汉武帝的欢心,因而受到重用。另外,司马相如还有一段与卓文君的风流韵事,在历史上也很有名。所以司马相如的名字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。

  据有关资料记载,清代乾隆年间,山东莱州府高凤翰是一位有名的左笔画家和篆刻大家,还是一位收藏家。他收藏的名砚达一千多方,收藏的印章超过万枚。其中司马相如铜印便是他最喜爱、最珍惜的藏品,终日玩赏,爱不释手。他的上司知道这枚铜印后曾提出索要,但高凤翰却说:“某生平无物不可与朋友共,所不能与人共者,惟拙荆与此印耳。”为此,他的上司只好作罢。高凤翰死后,不知什么原因,这枚司马相如铜印后落入王学渊的手里。

  从历史记载中知晓,司马相如的这方铜印,周长1寸,素钮,字作阴文,朱界,字体界于大小篆之间,质地古朴苍然,不愧一件宝物。1989年6月3日,李仁俞先生曾在《徐州日报》发表文章,除介绍这段收藏历史故事外,还呼吁王学渊的后人和社会各界,注意查找这件流落到徐州的宝物。遗憾的是,至今仍没有这方铜印的任何消息。

  3、其他类。王学渊收藏的其他类藏品主要有宋版的古籍、明拓智永《千字文》和明代《耕坞楷册》等。

  据说,王学渊曾藏有两部宋版古籍,非常珍贵,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把自己的书屋命名为“二宋斋”。《千字文》本是旧时的蒙学课本,南朝时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一千个,编为四言韵语,叙述有关自然、社会、历史、伦理、教育等方面的知识,隋代书法大家智永曾手写《真草千字文》800余本。王学渊所藏《千字文》为明代拓本。《耕坞楷册》,为明末唐允甲所书。唐允甲,宣城人,别号“耕坞”,其女与万年少之子瞿客结为夫妻。清兴明灭之际,唐允甲隐居徐州,著书立说,留有《耕坞山人稿》和《耕坞楷册》,楷册由王学渊收藏。

  殷淦

  殷淦(1859-1941),清末民初徐州有名的人物像画师,自幼自学画像,他擅长山水、花鸟画,并留心收藏,藏品颇丰。可是,因为早年一场火灾,藏品损失惨重,文化大革命中又散失许多。目前其87岁的孙子殷志强保存的藏品仅有200多件。主要分为三类:

  1、书法类。其中可以辨认出印章和姓名的有张之洞、王文治、张伯英等数十件。

  2、绘画类。其中山水画103件,花鸟画91件,人物画21件。除殷淦本人的作品外,可以辨认出印章和姓名的还有郑板桥、沈周等数十件。

  3、印章类。据殷志强介绍,其祖父殷淦共收藏名人印章数十方,还有一部分瓷器、陶器,均捐赠给了徐州市博物馆。

  殷淦藏品的来源主要有三:一是以自己的绘画作品与他人相交换而得;二是为一些文化名人和上层人物家人画像裱画而获得的馈赠;三是因战乱等原因,有些已裱和未裱的书画,无人前来认领,也无法查找求裱人的下落,而留存下来。

  李辅中

  李辅中(1873—1954),字僧允、台庵,徐州府萧县人。一生酷爱收藏古字画及碑、帖、金石,其书斋名为“二—卜砚斋”。他一生善游历,又好为当地佛寺义务题书,徐州云龙山大士岩石柱对联及中山堂西隔壁“稻香村”为其所书。

  李辅中喜收藏,尤喜收藏石砚,仅历代名家的端砚就有20多方,故将其书屋取名曰:“二十砚斋。”

  据有关资料记载,祁世倬曾有小型石砚一匣,平时随便研墨书写之用,不知其珍贵。李辅中见后,认为是好东西,祁世倬知道后便洗净墨迹赠送给了李辅中,并为诗一首曰:“濡墨如何竟染朱,青花蕉叶久模糊。开奁一笑逢真赏,为写东坡洗砚图。”李辅中的藏品中还有一张万年少的自画像,画面上有苍松、顽石、清泉,万年少端坐石上,若有所思,眉宇之间显露出忧戚之气,表现了“清溪高士”的意境。故有人题诗云:

  独坐松石间, 卒然发遐想。

  昂藏野鹤姿, 不甘受靰鞅。

  张伯英曾借来这幅画像,印于《隰西草堂集》卷首,使之广为流传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李辅中的藏品中还有隋代墓志及郁冈斋帖等。

  韩席筹

  韩席筹(1885—1969), 徐州著名学者,幼年接受家学,宣统元年(1909年)二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堂英文系,同年9月肄业。他对古文经史造诣颇深,尤长于《左传》的研究。辛亥革命时,协助韩志正从事地方政权建设,任铜山县检查厅录事兼会计,后终生从事教育工作,并参与纂修《铜山县志》。

  韩席筹一生酷爱藏书,每遇善本,常不惜巨资购得,因而家中藏书颇丰。“七七”事变后,徐州迭遭日机轰炸,为使藏书安全,便将大量存书,分别移至徐州天主教堂和北望、小朱庄等地。后来,他又从祁汉云后人手中购得经史子集近千册,经分类整理后,一部分送给云龙中学,一部分赠给北京图书馆。

  ▇时有恒

  时有恒,现代作家、藏书家,曾用笔名有恒、时间有恒、未名等,1905年12月19日生于铜山县土山寺村。1927年的8月16日,时有恒在《北新》杂志上发表了杂感《这时节》,文中“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”能在这样的“时节”亲自“出马”,“对现社会”发动猛烈的“攻击”,继续率领青年战斗。鲁迅当天就写了《答有恒先生》这封著名的公开信,为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树起了一面坚持革命的旗帜。

  时有恒是全国有名的藏书大家,其藏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:

  数量多

  时有恒共收藏各类书刊近5万册,在徐州可以称冠。

  上个世纪30年代,时有恒因“共产党嫌疑”被捕入狱,所藏进步书刊曾被反动当局没收。抗战期间,流离迁移,散失一部分。加上在成都经营未名书铺时,多次被查抄,又损失一部分。即使如此,到“文革”前,其藏书仍有4万册。文化大革命中,连遭破“四旧”和抄家之灾难,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藏书尚有2万册。

  种类全

  有国内古籍,有外文图书,有马列主义著作早期著释本,有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出版发行的书籍、报刊,还有地方文献等。

  (1)国内古籍,共有刻本、稿本和抄本160多种。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元代至元年间花溪沈潢刊《公雪斋文集》;有明代成化年间内府刊朱熹撰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正德年间薛瑄撰《读书录》、嘉靖年间刊《十二家唐诗》、万历年间王鸣鹤辑《登坛必究》等。

  (2)国外图书,共有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外文出版物数十种。这些出版物分别来自美国的华盛顿、纽约、费城、芝加哥、波士顿、匹兹堡,英国的伦敦,法国的巴黎,加拿大的多伦多,德国的汉堡,瑞典的斯德哥尔摩,俄国的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等大都市,已有百年历史,有些还是国外原版,实属国内稀有之书。

  (3)马列主义著作早期著译本数百种。主要有上个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出版的《资本论》等,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。应当指出的是,上述这些近现代带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著作,都是时有恒先生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收藏的,实为难能可贵。

  (4)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出版发行的书籍、报刊千余种、万余册。主要有《红旗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等。

  (5)地方文献亦有相当数量。收藏中,时有恒对地方志书、家传颇感兴趣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清康熙年间的《徽州府志》、《徐州府志》,有道光年间的《清毅先生谱稿》,即徐州张氏族谱,有光绪年间的《张修府日记》,有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徐属各县的县志以及徐州地区王氏、杨氏、高氏、曹氏、时氏族谱、家传等。还有徐州地方文人的诗文集、手书墨迹等。这些,对研究徐州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  不乏原版和孤本

  原版书籍,除上述提到的数十种外国图书外,还有明末汲古阁《十三经注疏》120册,清末广东刊《佩文韵府》250册。孤本书籍,除上述提到的《清毅先生谱稿》和《张修府日记》外,还有同治4年邓傅元所撰的《周易节注读》以及民国年间张闻天创刊的《南鸿》和《夜鹰》等。

  据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武世俊同志介绍,时有恒先生捐赠给徐州师大的485种期刊中,有近50种为《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》所未有,另有百余种亦全国罕见。这说明,时有恒先生藏书中的原版和孤本远不止这些。

  时有恒说:“平时收藏之旨,岂为书癖之私?”在时有恒看来,藏书的目的在于传承历史文化,服务于社会和人民。因此,他的藏书从不束之高阁,更不秘不示人,而是有求必应,甚至无偿捐出。建国初期,他将重庆版《新华日报》捐赠给了徐州驻军。

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时有恒在徐州二中工作时,就在校内设立“有恒图书室”,将藏书供师生们借阅。1962年,又将自己收藏的古人字画交由徐州市文联和市文化馆,举办“时有恒先生藏画展”,以飨观者。

  1976年10月至1977年6月,时有恒先后向绍兴鲁迅纪念馆、北京鲁迅博物馆及上海鲁迅纪念馆捐赠有关书籍、杂志、资料2884册。

  1980年6月,他又将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书刊5186册和线装古籍8156册,捐赠给徐州师范学院,并开辟专室陈列。对此,叶圣陶先生还题写了“时有恒先生藏书之室” 匾额。

  时有恒逝世后,其后人继承先辈遗志,于2000年9月将张闻天民国初期和延安时期的著作13册,捐赠给了上海张闻天故居。2003年12月,又将民国时期徐州及外地的报纸26种68册,捐赠给了徐州档案馆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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